一、在党和国家政策层面的价值观自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诉求以及应对国外价值观挑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需要的背景下，近年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内学界研讨的热点、难点。学界在对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也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较好的学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虽然学界尝试提炼出近100种内涵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但没有一种表述被人们普遍认同，以致于有学者称“什么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世纪性”“世界性”价值难题。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解决这一难题奠定了基调。十八大报告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维度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明确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分析这“三个倡导”“十二个词”，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国家维度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公民个人维度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除“民主”外，基本上是带有东方色彩、中国特色的价值观范畴；而社会维度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基本上是带有西方色彩的话语，其中“自由”是最为西方化的词语。不管是带有中国特色还是西方色彩，这“三个倡导”“十二个词”的表述都表明我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上态度更为包容、思想更显成熟、目标更加明确。
二、由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一些人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的某些范畴在字面上重合，于是有人抓住这一点，宣称“十八大最大的亮点就是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志着中共在理念上开始向现代社会靠拢。”还有人认为，自由、民主、法治全部在24个字里面，是对“普世价值”的承认，是一个进步。他们“力图在十八大的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塞进‘普世价值’的内容”，企图用“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普世价值”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经过几百年的世事变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口号逐渐成型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特殊遗产，作为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产生，由特定群体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范畴即使时至今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演进中最高层级的价值观，其范畴的提炼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某些积极、进步的元素，如自由、民主、平等等，而无法跨越、更无法断然否定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今，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以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原则、立场与方法，科学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既要看到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步性，汲取其中积极、进步的元素；又要批判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虚伪欺骗性，摈弃其中消极、落后的元素。
“普世价值”的鼓吹者在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与方法，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形而上学地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以抽象人性论为思想基础，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某些元素，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法治等夸大为“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并认为“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很显然，宣扬、鼓吹“普世价值”的人，一方面企图混淆阶级意识，模糊制度差别，抹杀民族差异，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固化、绝对化、神圣化为任何人、任何民族都必须接受和采纳的一种价值观；另一方面宣告人类社会发展的宿命，其实质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警惕和批判的一种极具欺骗性、蒙蔽性的错误思潮。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层级的价值观，其培育需要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既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元素，如和谐、诚信、友善等；也包括资本主义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思想理论资源，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中出现与其他类型核心价值观相同的范畴就不足为怪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谈诸如“自由”之类的话语，关键在于我们赋予其什么样的内涵。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借鉴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毫无鉴别地照单全收，而是要经历一个“四化”的过程——“传统现代化”、“外国中国化”、“精英大众化”、“高雅通俗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谈到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时提出的：“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的“古今中外法”，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在”，要根据中国现在的国情、特色来对和谐、诚信、友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畴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化阐释，使之与中国现在的国情、特色相适应、相协调。
马克思在1842年夏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指出：“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培育还是践行，均需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需要重视实践的维度。
（1）要跳出纯理论研究的窠臼，注重现实层面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一个在当下中国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重视对现实层面的关怀。这里的现实，不仅包括纵向的古今现实，也包括横向的国内外现实。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必须面向现实，注重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价值；二是只有重视对现实层面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引申出正确的、针对性强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识。
（2）要关注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摈弃脱离最广大人民主体的自说自话。我国的价值观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而最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以最广大人民为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对其进行研究不能不关注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如果缺乏对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的关怀，将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髓的把握，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作者：清华大学高校德育中心博士、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10016）的阶段性成果）